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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波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之编纂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4-06-05 Tag:屠隆(1)

  1936〜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书籍的编纂,是国民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全面考察其缘起、成就和意义,认为本次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有利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地方文献的保存;

  1936年9月,自南京通往昆明的京滇公路即将全线打通之际,蒋介石发起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沿该路到皖、赣、湘、黔、滇、川、桂七省考察、宣传和慰问,命各省编纂介绍地方各方面情况的书籍供周览团和中央参考。这次文献编纂工作,涉及七省,编成至少八部书籍,是政局动乱不断、地方割据严重的民国时期中央组织的一次重要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编成的书籍广为后世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所频繁征引。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次活动缺乏系统的梳理研究,致使不少研究成果在涉及相关史实时频频致误。[1]本文对该活动的缘起、成就和意义进行全面考察,向学界呈现其完整面貌和应有地位。

  1937年3月,出于追击长征红军、建设西南民族复兴根据地、在西南推行“统一化”政策等目的,南京国民政府督促相关各省和各部队打通了南京至昆明的京滇公路。[2]该路横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六省,长2974公里,是当时中国“东部与西南联络公路之唯一干线,于政治、国防、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上均有极重要之关系”。[3]鉴于京滇公路具有的重要意义,早在1936年9月21日该路还未最终打通时,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发起组织京滇公路周览团,沿京滇公路到皖、赣、湘、黔、滇、川、桂七省考察、宣传和慰问。

  周览团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考察沿途情形”,[4]而西南各省则是此次考察的重点。1935年前后,国民政府确定了建设西南为抗日后方根据地的国防战略。其急着打通京滇公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以之作为“打通西南、开发西南之先声”。[5]但京滇公路打通后,西南建设工作仍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即中央和社会各界对西南普遍缺乏了解和重视。对此,时人撰文指出:“惟是交通虽已贯通,而久蔽囿之西南诸省,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诸现状不有详细之考察,何以定改善之方针,不有良好之指导,何可使其改变尽善。蒋委员长有见及此,特电中央组织周览团,完成此种重大使命。”[6]周览团团长褚民谊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说:“蒋介石先生两次到过云贵,亲身体会西南的重要性,所以要我们去看一下。”[7]

  然而,由于时间有限,周览团来不及对各省每一方面的事业都做深入考察,编纂全面介绍各省相关情况的材料供周览团和中央参考,就显得尤为必要。早在1936年10月1日周览团的初次筹商会议上,行政院就命令各省编撰相关文献供周览团参考,并就文献应包括的内容做了大概规定。[8]会议结束后,皖、赣、湘、黔、滇等省立即组织人手,投入周览参考文献的编纂工作。1937年1月22日,周览日期临近,行政院召开周览团第四次筹备会议,催促各省参考材料和“周览须知”等必须于2月底印刷完成。[9]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各省未能按时完成任务。之后,一直忙碌到4月周览活动正式开始前,才将参考书籍编印完成。

  在行政院的组织和督促下,参考材料的编纂工作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编成了专门书籍公开出版,受到了周览团团长褚民谊的充分肯定。褚民谊在向中央各部门政要的汇报中说:“这次京滇公路周览团,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及所经各省省政府筹备了几个月,所以准备得非常周到……对于各地方出产状况、行政概况、教育司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与统计,所以到各地方考察非常方便,而所得的感想非常之好,材料也非常之多。”[10]下面即对各省编成的书籍及其编纂情况做简要介绍。

  云南省对京滇公路周览活动格外重视,较早地投入了各项筹备工作之中。1936年11月27日,云南举行省政府委员会第495次会议,决定根据中央规定成立京滇公路周览筹备会云南省分会,负责具体的招待筹备事宜。12月,周览筹备会云南分会正式成立,任命卢汉担任主任,张邦翰为副主任,办公地点设于省党部。[11]随即组织人手编撰周览参考材料[12],收集相关公文、档案和历史文献,“就云南现在实情,辑其大凡,名曰《云南概览》”。[13]

  1937年4月,编撰工作完成,《云南概览》公开印行。该书依次介绍云南的沿革、地理、党务、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盐务、金融币制、军事、艺术、金石、名胜古迹、昆明市政、国民军训等情况,“记述翔实”“详于现在而略于故实”“事实大都本于公文之记载”“但凭档案之采摘”。[14]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之作序。

  之所以名为《云南概览》,龙云在该书序言中解释说:“以云体例,繁简难称,挂漏未免,不足以语于谨严也;以云事实,大都本于公文记载,查报原有未周,统计便失依据,不足以语于精覈也。……兹编之辑,但凭档案之采摘,且于最短时间,急就成章,本难与于方志之林,故标其名曰《云南概览》。”[15]

  而编撰该书之目的,龙云表示:除了“供周览诸君子行篋检阅之便”外,还为了方便“全国人士对云南得一鸟瞰之印象,以便进而请求指导,期于有所改进”,同时也可“供将来方志采辑之资”。[16]

  该书受到了周览团的肯定。周览团到云南后,云南省政府将该书送给团员参考。有团员看完该书评价说:“与《江西年鉴》《湖南年鉴》《今日之贵州》相伯仲”。[17]

  贵州是编成书籍最多的省份,共编成相关书籍四部,分别是《今日之贵州》《贵州沿公路各县概况》《十年来之贵州》和《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校刊•欢迎京滇公路周览团专号》。一篇报道描述当时贵州忙着印刷周览参考书籍的情形说:“为着京滇周览意义之重大,所经各地均盛大欢迎,贵州虽穷,当然不能例外。自京滇公路周览筹备会贵州分会成立以后,贵州的每一角落都活跃起来,最显著的是印刷厂里印刷机的日夜不停”。[18]

  首先是《今日之贵州》。该书为京滇公路周览会贵州分会宣传部编印,由15个小分册组成。各分册编成时间不一,如《贵州公路交通近况及前途展望》为1936年12月31日,《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为1937年3月,《贵阳市素描》为1937年2月24日,而合编为《今日之贵州》一书付梓,当是1937年的事情。黄家服、段志洪主编的《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收录该书,但将出版时间误注为1936年。[19]该书受到了周览团团员的称赞:“一切情形记载弥详,毋烦调查矣!”[20]后世学人也肯定该书说:“其史料价值是非常大的。”[21]

  现对该书各分册略作解题如下:(1)《贵州党务概况》,12页,简要叙述贵州党部近来的组织建设与整顿、民众组织训练与宣传工作。编写的目的是:“兹值京滇公路周览团来黔参观,复于黔省党务亟欲明了,特将近况略述颠末藉供参考”。[22](2)《两年来之贵州施政概况》,22页,介绍1935至1936年贵州民政、财政、教育、建设、保安等项事业的发展概况,目的则是:“作过去之检讨”。[23]《两年来贵州之剿匪军事与国防建设》,5页,简要叙述1935至1936年第二路军在贵州追击红军、开展国防建设的事迹。(4)《两年来之贵州教育概况》,41页,内容包括1935、1936两年贵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各种教育的经费、学校和学生数量。(5)《贵州经济概况》,9页,分地方经济和政府经济两部分,简单叙述贵州经济状况。地方经济部分内容涉及农业、商业、工业、银行业、矿业、盐业等行业的情况;政府经济部分其实就是地方财政,涉及田赋、契税、屠宰税、牙当及杂税、烟酒营业牌照税、印花烟酒税、百货省税、盐税、禁烟收入等赋税。(6)《贵州农业概况》,34页,主要包括贵州农林产品、改进农业计划、各农林机关、垦种及农田水利整理、耕佃制度、粮食供给等内容。(7)《贵州矿产纪要》,102页,按矿产种类分十章叙述贵州煤、石油、朱砂、银、铅、锌、铜、金、铁、锰等矿产的分布、种类、蕴藏、矿场等情况,为当时对全省矿产的调查纪要。[24](8)《贵州民俗概况》,6页,简单介绍了贵州的婚、丧、祭和年节等民俗。(9)《贵州公路交通近况及前途展望》,19页,内容包括贵州公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修筑情况、公路运输业发展状况以及公路事业改进计划。文末注明是1936年12月31日编成,目的在于“供关心公路事业人士之参考”。[25] (10)《贵州农村合作及农村金融救济》,27页,主要叙述了农村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推行农村合作、办理农村金融救济的工作,以及中国农民银行在贵州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合作贷款、供给农村资金、复兴农业经济的情况。(11)《贵州邮政》,11页,叙述了贵州邮政事业的历史、邮政业务和邮线的情况,编写的目的是:“将黔省邮政业务概况觇述如次,以资参阅。”[26](12)《贵州司法概况》,5页,叙述了近年来贵州司法的主要工作。(13)《贵州新闻事业概况》,13页,内容包括贵州新闻事业的开端、各报社的沿革、贵阳各报的状况等。编写目的在于:“将其过去的史实与现在的状况概述如后,想为关心新闻[27]事业者所乐闻也。”[28](14)《贵州名胜古迹概说》[29],78页,对贵州建省历史、各县建制沿革和各县150余处古迹名胜做了大概介绍。编纂目的在于“为游览之助”。[30]该册为京滇公路周览筹备会贵州分会请贵州文献征辑馆编成,馆员李独清主持具体的编纂工作。他召集多人,参考各种旧志,用时—个月,于1937年3月完成编写工作,交文通书局印刷出版。[31](15)《贵阳市素描》,12页,简要描述了贵阳的地理形势、人口、街市、交通、名胜、市容、新兴事业、经济生活等。1937年2月24日编成,目的在于“观风者执此而识其梗概,并非铸鼎象物之意。”[32]

  其次是《贵州沿公路各县概况》。本书为京滇公路周览会筹备会贵州分会宣传部编印,将贵州的公路主干道分为东、西、北、南四路(东、西路即为京滇公路黔段,北路和南路分别为通往四川和广西的公路),再按东、西、北、南四路的顺序分别介绍各条公路沿线各县的历史、面积、人口、教育、物产、公路状况、名胜古迹等。之所以如此安排编写内容,可能是考虑到周览团将沿这四条公路考察,为方便团员了解各县情况使然。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864册收录该书。[33]

  再次是《十年来之贵州》。为襄助周览团“彻底了解贵州,俾不因时间匆迫而影响其使命”,[34]在周览团进入贵州省境内后,《贵州晨报》自4月22日至25日连载了《十年来之贵州政治》《十年来之贵州经济》《十年来之贵州建设》《十年来之贵州教育》《十年来之贵州妇女》《贵州新闻事业之轮廓》等文章,系统介绍贵州近十年来政治、经济、建设、教育、妇女、新闻等项事业的发展情况。后来,次青将这些文章辑录出来,加上《欢迎京滇公路周览团诸先生》《怎样来认识贵州》《欢迎京滇公路周览团的街头素描》等欢迎词和文章,汇编为《十年来之贵州》一书,于1937年5月由贵阳文通书局印刷出版,《贵州晨报》社发行。[35]学者称其为“一本篇幅不大但却十分重要的书。”[36]

  最后是《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校刊•欢迎京滇公路周览团专号》。为欢迎京滇公路周览团,贵州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命学生自治会学术股编印了这份校刊专号。[37]

  《京滇公路湘境沿线纪要》为京滇公路周览会湖南省招待处1937年4月编印,记述京滇公路湖南段所经过的浏阳、长沙、常德、祁阳、衡阳等12县、市的基本情况,包括境界、沿革、山川、名胜古迹、物产、民俗、民政、保卫、财政、教育、建设等;[38]全书图文结合,内容形象,关于长沙的照片即有59张。[39]《湖南省档案馆指南》所言该馆藏“京滇公路湘境沿线]应该即是此书。

  《浯溪指南》是祁阳人民欢迎京滇周览团筹备处于1937年5月编印,该书介绍了浯溪的历史沿革、地理风景、名胜古迹等[41]。书前“小引”交代该书编撰之缘起说,浯溪“地以人传……而輶轩之采,文献无征,弥滋缺憾……是编本急就之章……聊供游览者之一助云耳。”[42]

  安徽省的《皖境导游录》。据向杲《京滇公路周览纪要》一文说,周览团到安徽时,接待人员向团员每人赠送一本《皖境导游录》,内容包括公路工务概况、车务概况、沿途物产、名胜略述等。[43]

  江西省的《江西要览》。该书为江西省建设厅编撰,由京滇公路周览会江西分会1937年铅印。[44]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京滇公路周览各省参考文献编纂活动涉及皖、赣、湘、黔、滇、川、桂七省,编成相关书籍至少八部,是民国时期中央组织的一次具有较大规模和取得较多成果的地方文献编纂活动。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政局动乱不断、地方割据严重的民国时期,这样的文献编纂活动并不多见。

  正如学者研究指出的:“辛亥之后,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央政府组织地方)编史修志之风不盛”。[45]以方志编修活动为例,仅见1916年教育部会同内务部通令各省纂修县志;1929年12月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命各省设通志馆修志;[46]1944年5月内政部公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30年纂修一次省志,15年纂修一次市志和县志。[47]在如此背景之下,京滇公路周览参考书籍的编撰活动就显得尤为可贵。

  现在看来,这次文献编纂活动除有助于周览团和中央了解各省外,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对于滇、黔边疆省份而言,编纂反映地方实情的图书资料供中央派出的周览团和国人参考,这是边疆与中央、边陲与中心间一种典型的文化和心理的主动打通和互动,有利于促进边疆与中央、边陲与中心间整体联系的强化。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地理偏远、交通阻隔,滇黔边疆地区与中央和内地的文化交流和心理沟通受到很大限制。即便是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社会,西南边疆与内地的日常交流依然有限,周览团团员聂克雷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说:“交通之不便,驯致黔滇两省几被中原人士视为化外,轻易无人前往。”[48]

  而1937年京滇公路打通,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得到实质性改善,这是西南边疆与内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突破性进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央乘京滇公路初通之机,派出周览团到西南边疆考察宣慰;而滇、黔边疆省份,积极编撰反映地方实情的书籍供中央了解自己,即便这次事件本身的影响有限,其象征意义也颇值—书。

  第二,此次文献编纂活动为地方政府所开展,编成的书籍资料来源可靠,内容涉及地方社会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世的方志编修和历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如《云南概览》一书,详细记录了龙云统治云南前期的党务、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盐务、金融币制、军事、昆明市政、国民军训等情况,“事实大都本于公文之纪载”“但凭档案之采摘”,资料来源可靠,广为后世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所征引。

  第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对文化发展相对后进的贵州来说尤其如此。据研究,贵州自1741年乾隆《贵州通志》刊行后,直到1948年民国《贵州通志》付梓,其间200余年都未曾编修省志。[49]而京滇公路周览即刻就促使贵州编成了《今日之贵州》《贵州沿公路各县概况》和《十年来之贵州》三部书籍,这是自乾隆《贵州通志》以来地方政府首次编纂的、全面反映贵州历史现状的书籍,大大推进了贵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最后,有利于地方文献的保存。这从贵州在编《今日之贵州•两年来之贵州教育概况》时碰到的一件事情上可得到充分体现。由于民国以来贵州政局动荡,“法令卷宗,很多散失,无法稽查”,[50]并且教育部门也未对教育事业做过系统总结,《两年来之贵州教育概况》的编写者碰到了资料匮乏的难题。后来经过多方搜集,才将相关材料基本收齐,编成此书。而关于当时贵州教育的文献也因之得以保存。头绪土家族风情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屠隆土族服装通志乐略第一童心说尊龙凯时官方网站下载外文内质土族风情